我的中学教职--颜清湟

2010-03-15 12:11:09 作者：admin 来源：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我的中学教职

编按：本文是摘自颜清湟教授所著《穿行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一位海外华人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的回忆录》一书中的第五章：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教学生涯(1961－1964)。颜教授与1961年-1963年为本校历史老师。


华中毕业特刊（1961年）	1989年	2008年

顏清湟简介

顏清湟，1937年出生於福建永春，1956年畢業于吉隆坡尊孔中學。1960年畢業于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系，名列榜首。后獲獎學金進入坎貝拉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1969年獲博士學位。旋執教于南澳洲阿德雷德大學歷史系，歷任講師，高級講師和教授職。1988-1990年被委為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2000年受邀為首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陳六使講座教授。現任阿德雷德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顏清湟教授著作頗丰，主要英文著作有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星馬華人与辛亥革命》，牛津大學出版社，1976)；Coolies and Mandarins(《出國華工与清朝官員》，新加坡大學出版社，1985)；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新馬華人社會史》，新加坡。牛津大學出版社，1986)以及Studies in Modem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近代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1995)，The Ethnic Chines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東亞与東南亞的海外華人》，新加坡，2002)，和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東南亞及其境外的華人》，新加坡，2008)等書共七冊。中文著作《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海外華人的社會變革与商業成長》(中國，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和《從歷史角度看海外華人社會變革》(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等書共八冊。此外，中英文論文共達60余篇，分別刊登于英國劍橋大學的“Modern Asian Studies'’(《近代亞洲研究》)、新加坡國立大學的“Southeast Asian Studies"(《東南亞研究》)，新加坡《南洋學報》和《亞洲文化》等國際學術期刊中。

第五章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教学生涯(1961－1964)

(一)马来亚柔佛州峇株巴辖的中学教职

中学的教职并非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选择，我的第一愿望是要到外国留学，但我家的经济情况不佳，无法实现。拿奖学金出国升学更是不容易，以文科的毕业生来说，那是更加困难，因为奖学金的名额非常有限。在南大时我想毕业后当一名政府或法院的翻译员，但我根本不知道怎样申请。教书虽然不是最好的职业，但它提供一份固定的薪金和平静的生活。毕业考试过后而成绩还未公布之前，我离开南大回到彭亨文德甲与我的父母商量工作的事。他们都认为我应该找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因为中学教师的有稳定收入，在社会上也有些地位。父亲陪同我到吉隆坡和马六甲寻找工作。令人感到惊奇的就是大部分华校中学教师的职位早已经填补。在吉隆坡，我曾接触母校尊孔中学的一些教师，但没有下落。通过前文德甲中华小学校长黄作豪先生的关系，吉隆坡另一间著名华文中学－－中华中学－－的一份文史教师工作似乎有点眉目，但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决定。因为没找到一份确定的工作，我只好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南大等待毕业考成绩的公布。我感到非常激动当我知道我的成绩已为全班之冠，我四年的总积分最多，所以排名第一(注1)。当时我以为可以获得历史系助教的职位，但后来才知道，这职位是先让给历史系第一届第一名的毕业生，我只是个候补，我感到非常失望。失望之余，我只好等待机会找一个中学教师的职位。这时候，我听说柔佛州峇株巴辖华侨中学的校长白纯瑜正在南大要招聘一位历史教师。峇株华侨中学是当时南马著名的华文学府，教师待遇之佳是全马之冠，但据说该校要聘请最好的大学毕业生。我听到这消息后马上往见白校长。当时他下榻于严元章院长(文学院院长)的府邸。白校长是一位和气学者型的人物，他相当客气，他解释为何要聘请一位历史老师的理由。原来，在华侨中学担任历史老师的崔贵强先生要回南大担任历史系助教，所以留下一个空缺。他问我是不是历史系第一名的毕业生。我回答“是”。但在旁的严元章博士似乎不相信我的话，他质问我如何知道，因为成绩还未正式公布。我告诉他我是亲身到注册处查问的结果，我没理由要欺骗白校长。根据常理来推断，即使我真的想欺骗而获得该份工作，白校长还是可以改变他的决定。严元章博士虽然办学精明，对马新华文教育的发展也作出贡献，颇得华社的爱戴和敬佩。但他为人过分严谨，古板，丝毫无人情味。白校长满意我的答复后，就给我那份历史教师的工作。他说我将取代崔贵强先生的教职，负责所有高中历史课程，月薪马币695元。(注2)

我雀跃非常，我没想到可获得那么丰厚的薪金。据我所知，同等教师的薪金在吉隆坡，马六甲和吉兰丹的华文中学只有月薪马币300余元。即使是南大的讲师，月薪也只有600元。使我父母感到非常高兴和骄傲的是我的月薪几乎是父亲薪金的三倍，当时父亲每月只挣250元。(注3)峇株华侨中学是当时马来亚著名华文中学之一，后来，华侨中学因政治的考虑改名为“华仁中学”。像许多新马华文中学一样，它有一个良好的教育传统。当时，马来亚大部份华文中学要靠当地华社的支持。虽然，政府有给部分的津贴，但为数不多。除了学生的学费之外，学校要靠社会热心人士的捐助或特别筹款。当时有三个因素决定华文中学的素质。第一，学校的财政；第二，教师和学生的素质；第三，学校的学习传统。这三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似乎最重要。因为有了雄厚的财政资源，学校可以建新校舍，购买新仪器，和聘请一流的教职员。一般来说，华文中学是由董事会控制，它可聘请校长和负责学校的财政，以确保学校顺利运行。董事会的主席是董事长，他由董事们投票选出。担任学校董事通常是当地华社的富裕商人，热心公益者。董事长是华文中学系统中最主要的人物，维系着一间中学的成功或失败，因为他是解决学校财政的核心人物。一个好的董事长，他将以身作则极力筹款，使学校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源；同时，他不干涉校政，让校长全权处理，而他只是担任监督的责任。相反的，一个不好的董事长自己不肯出钱，也不让其它热心人士捐献，而他又沽名钓誉，利用董事长的名义使自己得益。

当时峇株华侨中学很幸运的有一位贤明的董事长苏木有先生。苏先生是闽南人，当地著名殷实商人和大园坵主。他慷慨解襄，热心华文教育。当他被选为董事长后，极力筹款使华侨中学的经济基础稳固，财政资源雄厚。1950年代中，华侨中学以重金聘请严元章博士前来掌校。严博土毕业于中国大学，后来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教育学的哲学博士。他在1950年代初来马来亚，在槟城韩江中学任教职。据说，该年韩江用重金聘请了另外四位博士，所以名噪一时，誉为一间拥有五位博士的华文中学。韩江之所以能够拥有多名高学位的教职员，主要的原因是该校财源雄厚，它的董事长是当时槟城著名殷商林连登先生，出钱出力，热心教育。严博土在韩江任教一段时间，后来他应聘来峇株出掌华侨中学。据说，他向董事部提出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他要有大笔的资金让他自由使用，他可以重金聘请优秀的教职员。严博士抵校后，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同时，他定下规章，严格推行，他制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提高学术水准，给华侨中学制造很好的名声。1960年初，他被委任为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他在峇株的职位由白纯瑜先生继任。

我于1961年2月初抵峇株任职，当时教职员中已经有几位南大的毕业生，他们都是中文老师，包括第一届的林通光与何耀辉，以及第二届的黄关龙和刘景波，所以我不觉得寂寞。当时我负责所有高中的历史课程，高中学生大概有400余人，分成十班。由于班级不等，历史课程也有不同，所教的历史范围很广，包括世界史，中国史，英联邦史和马来亚史等。我每周教课约30小时。每天早上7点45分上课，中午1点钟下课，一周六天课。因为历史是我的专业，所以准备工作不很吃力。除了教课和准备的时间外，我还可以分配时间来进行研究，继续对马来亚史的研究和写作。

当我离开新加坡到峇株时，我知道无法进行第一手的研究工作，因为有关新马历史的原始数据存放在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如果要继续我的研究和著述，我必须改变策略。我决定放弃第一手的研究，求其次来编写一两本较普遍性的马来亚分州史的书籍。马来亚当时有11州，各州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这分州史在英巫文都有书籍出版，但华文却独付阙如。我决定选森美兰州(State of Negri Sembilan)和雪兰莪州(State of Selangor)作为研究的对象。我选这两州的主要原因是对这两州的历史资料比较熟悉，因为我在南大研究马来亚封建社会结构和税收的时候，用过不少有关这两州的原始资料；同时，我在大四翻译英国历史家J. M. Gullick的马来亚西部土著政治制度一书时，其中也涉猎不少有关这两州的政治制度。除外，这两州的经济开发较早，受英人的影响也深。当我决定之后，我拟定计划并分配时间以落实这计划。除了白天教书和批改学生作业外，我每天拨出夜间两个钟头阅读有关资料，而早上分配两个钟头书写，我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洗刷后就开始写作。如果我需要查阅某些重要数据时，我利用周末的时间乘车到新加坡利用新大和国家图书馆。(注4)我在南大念书时已建立起卡片系统，这系统对我的写作有极大的帮助。我尽量激励自己，锲而不舍，终于获得良好的结果。我的第一部马来亚分州史－－《森美兰史》－－在一年内完成，1962年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该书由南大南洋研究室主任许云樵教授和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笔连士升先生写序。许教授是我在南大的老师，南洋史权威。连士升先生除了担任商报主笔外，还是一位著名作家。他替我写的序文诸多褒扬和鼓励，并刊登在南洋商报上，给我很大的曝光。我这本书的出版，加上连先生和许教授的序文使我建立一个良好的青年史家的形象。这本书的出版也是我与杨桂英女士在1962年7月杪结婚的最佳礼物。

除了书写普遍性的历史著作外，我当时受新加坡广播电台邀请书写一系列有关马来亚中古社会的广播稿。当时，马来亚是一个时尚的课题，因为新加坡正积极准备加入马来西亚。同时，新加坡的听众对马来亚史没多大的认识。我是以石青的笔名写了许多篇的广播稿，他们给我叻币400元的稿费。(注5)继《森美兰史》之后，我于1963年完成《雪兰莪史》一书的稿本，该书由新加坡文化部属下的语文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出版。自从我的《森美兰史》问世之后，我作为青年史家的名声不胫而走。当时新加坡文化部的一位高级官员陆富如先生和我取得联络，他说语文局愿意出版我的《雪兰莪史》一书，他并给我叻币1,000元作为书的版税。这笔版税等于我在峇株一个半月的薪金。当时有关马来亚史的中文著作非常稀少，而新加坡正加入马来西亚成为这新国家的一组成部分，出版有关马来亚历史的华文书籍适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新加坡语文局也可显示它对提倡马来西亚历史的热心。我的著作与出版是我在为争取作为马来亚史家努力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要自费留学根本不可能，而要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的机会也非常渺茫。如果我能坚持不懈继续做研究和写作，我有可能像许云樵教授一样出人头地，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许云樵教授没有上过大学，但依靠他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献身学术的精神，他脱颖而出成为一位名学者。我当时把他当为我的楷模，他的成功不断地鼓励着我前进。

峇株华中校园的生活是宁静和轻松的。校园位在伏龙岗上，背山但不临水，校园种有许多花草树木，读书环境佳。据说自严元章博士掌校后，他实行一个美化环境的政策，学生们都踊跃参与这项活动。他们动手油漆和布置教室，设计教室前园地的小型建筑物如小桥流水，房屋，堡垒等。严博士是知名的教育家，他的这项规定培养学生对设计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同时也美化学校，使学生们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像大部分华校学生一样，峇株华中的学生都彬彬有礼，对老师也尊敬有加，我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每天教课后，我与同事们共进午餐，过后睡一个午觉。傍晚，有时候和同事们打羽毛球，英文老师陈松泉先生的球艺尤精，我常向他学习。晚饭后，通常我们几位同事到校园外散步，而这几位同事都是南大的校友，他们是刘景波，黄关龙，数学老师余其伟和生物老师张梅花。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背景，似乎比较谈得来，大家相处非常融洽。周末，有时候我们到峇株市区购物，吃东西或看电影。这种常规的生活并不使我感到厌烦，但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的教职。新马华文中学的聘用制度是临时性的，那就是每年一聘，每当年终的时候，教师们都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在等待聘书的来临。这个时候，马来亚的华文教育面对重大危机。自1961年初，在政府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马来亚许多中学被迫改为国民型中学，只有16间华校宣布为独立中学，峇株华中就是其中之一。(注6)独立中学就是拒绝接受政府的任何津贴，一切要靠自己。峇株华中因董事部的大力支持，财政没有很大的问题，但学生人数似乎在减少。这从我薪金的逐年减少反映出来。第二年(1962)，我的薪金从第一年的695元减到620元，第三年又减到575元。据说我的薪金是根据学生高低年级和他们的人数计算，因为高中学生人数减少，我在第三年(1963)需要兼教一些初中的历史。除了学生人数减少和薪金减低外，我开始担忧我的教学前途。我曾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没接到聘书的话，我要怎么办？再找一份同样的教职非常困难，我是否可以从商？或找一份记者的工作？

自从我们于1962年7月杪结婚后，我的妻子杨桂英女士继续在柔佛州新山的崇侨银行工作。婚后，我在周末常搭车到新山与她会聚。我们在新山甘榜峇鲁区(Kampong Bahru)租一间房。我们工作的远距离影响我们的关系，我试图在新山或新加坡找寻一份教职，但不成功。当我觉得峇株华中工作的前途暗淡时，想变换职业。当时我了解一个对我不利的因素就是没有一个政府承认的学位。我和父母及妻子商量后，决定申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攻读一个学位，大学当局只允许我插入二年级，在还未入学之前，我必须经过一个英语口试。负责口试的是历史系主任巴士丁教授(Professor John Bastin)，他是一位研究东南亚史和马来史的知名学者，我曾读过他的著作。或许是我的口试表现不佳，我被拒绝入学。现在回顾往事，这事件对我可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我当时进入马大历史系二年级攻读，后来就不可能在1964年杪拿到澳洲国立大学的奖学金进入该大学远东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

(二)南洋大学历史系的助教职位

当我正尽力争取机会到新山或新加坡教书时，我几乎错过一个很好的机会担任南大历史助教。1963年初，南大历史系要增聘一位助教。根据大学的规定，我是南大历史系第二届第一名毕业生，我有优先被录用的权利。当时历史系主任王德昭教授曾寄挂号信给我，征询我的意见。因他没有收到我的回信，又发给我一封电报。但他寄来的挂号信和电报我都没收到。因此之故，他把这份工作答应给另外一位历史系的毕业生。当时我们峇株华中教职员的信件都是由学校的总务张伯华先生负责收管，然后分发给教职员。很不幸的是张先生的太太在1963年初去世，他可能精神恍惚，没有把我的挂号信和电报交给我。1963年中第一学期结束后，我曾到南大一游，并拜访王德昭教授。他质问我为何没有给他回信，我对他说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花了不少时间向王教授解释我没有收到他的挂号信和电报的原因，最后他被我说服，并答应改变他的决定，把助教的职位给了我。现在回顾往事，如果那个假期我没到南大一游的话，我就会失掉担任助教的机会，以后也不可能拿到海外的奖学金出国留学。

我于1963年8月间出任南大历史系助教职。助教的待遇比峇株华中教师待遇差，每月薪金只有400元，扣除10%的公积金，实际收入只有360元。因为当时我每个月还要寄给父母亲充家用250元，所剩无多。但助教的工作性质与中学教书完全不同。当时历史系有两位助教，除我之外，另一位就是第一届首名毕业生崔贵强先生。我们不但任教课工作，主要的任务就是协助系主任处理行政事务，包括有关学生的琐碎事务，接送到访学者和协助处理来往书信。还有，我们两人每天下午要轮流看管历史系办公室。

南大助教的职位是临时性的，大部份人都认为它是一个获取海外奖学金的跳板。任何人拿到这份工作都会尽力申请奖学金到外国留学，然后再回到南大服务。助教的工作并不繁重，我有较多的时间进行研究。我很高兴有机会再到新加坡大学利用它的图书馆，并恢复与新大历史系学术人员的良好关系。我与黄麟根博士的关系尤为密切。黄博士对我非常关心，他答应要协助我申请外国奖学金。我得到黄博士的应允，开始把他的一篇有关马来亚锡矿业的论文翻成中文，后来该文在《南洋学报》发表。(注7)我翻泽黄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我的英文学习，以准备出国留学之用。

作为南大助教的一项好处就是有机会和国外到访的学者相识，为以后出国升学铺路。1963年9月，我刚到南大就任不久就有一位美国学者到访。他是研究东南亚政治相当有名气的柯洛夫教授(Professor Van Der Kroef)。当时，我和南洋研究室的助教李业霖先生前往迎接他。他和家人是乘邮轮而来，所以我们到新加坡码头接他。当我们到达码头时，邮轮已经停泊，我们见到一位像商人样子的大胖子正寻找接船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大胖子就是我们等待的柯洛夫教授。我从来没接触过洋人，也无法对洋学者的样子作出任何的预想。他的样子的确给我很大的惊讶。我对学者的一般印象是温文尔雅，身材中等，肥胖适中，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洋学者原来是这么的一个样子。与洋学者打交道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练习英文口语，从而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在同一年，我有机会认识来自香港的薛君度博士(Dr. Chun - tuHsueh)。薛博士是港大历史系讲师，他来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他到访南洋大学受我们的系主任王德昭教授的招待。当时薛博士想找一位中英兼通的人替他翻译他的硕士论文为中文，王教授推荐我接受这份工作。薛博士并没有说明翻译者有任何报酬，但我并不介意。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薛博士可能帮我拿到一份奖学金到港大攻读。26年后，我再度与薛博士在香港大学见面，当时，我已经出任港大历史系的讲座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我想他心中一定感到惊讶，没想到26年前南洋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小助教竟然当起香港大学历史系的讲座教授兼主任，这是不可思议的。除了进行翻译工作和加强我的英文学习之外，我还继续书写我的中文马来亚分州史。因为我已经出版了《森美兰史》和《雪兰莪史》两本书。我再继续书写覉叻和彭亨两州的历史。

1963和1964是南大校园的动荡不安的两年。在那段期间，政府不断对大学增加压力，学生反政府运动继续爆发，左右派学生的斗争白热化，以及一个政治大风暴侵袭南大校园。南大与新加坡政府关系恶化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南大学位的承认问题。新加坡政府坚称南大学位的承认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南大的学术水准必须达到国际大学的水准。基于上述的原因，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于1959年正月委任一个南大评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评审南大的学术水准。当时，评议委员会的主席是西澳大学校长白里斯葛教授(Professor S. I. Prescott, Vice-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委员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洪煨莲，台湾大学校长钱思量博士，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胡思威博士(Dr. A. E. P. Hulseve)。据说，要委任一个国际的南大学术水准评议委员会的举措是政府坚持的，这给南大带来不良的后果。南大是一所民办大学，是由新马各阶层的华人慷慨解囊和不懈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因为不是由政府支持的民办大学，财政遇到很多困难。因此，大学无法以重金聘请高端的学术人才，在设备，教学和研究都有不足的地方。同时，南大是一间新大学，任何新建立的大学都需要一段时间成长和发展，并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因此，南大的学术水准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就达到国际的水平。这应该是很浅显的道理。除外，南大是一间华文大学，在组织和教育传统上与西方大学有不同之处。评议会以西方入学的角度来评审一间华文大学当然有不妥之处。对南大的社会，历史和学术背景无太多的认识，评议会在1959年7月22日向新加坡政府提呈它的报告书。基于对大学的组织，行政和教学的审查，评议会得到一个结论，南大没有达到国际学术水平。它推荐南大改组，并提出16项改革方案，但它拒绝向新加坡政府建议承认南大学位。(注8)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发表几乎是给南大判下死刑。它给南大的救职员和学生于重大的打击。该报告书普遍的引起新马华人社会的不满和严厉批评。他们批评评议会具有很大的偏见，不了解南大创校的历史和客观的环境。同时，他们批评评议员都是外国学术人员，根本不了解新马情况。为了平息社会人士对报告书的不满，新加坡政府再设立一个以新加坡大学医学院魏雅聆教授为首的委员会，它的任务就是审查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大学改组的建议。魏雅聆的七人检讨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都是新马本地的学者，包括翁姑阿都阿芝，符气林先生，黄丽松教授，廖颂扬先生，连士升先生，和B. R. 史林尼哇山先生。(注9)其中黄丽松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后来出任南大校长和香港大学校长，委员中也包括对新马华社熟悉的资深望重的报人连士升先生和廖颂扬先生。魏雅聆检讨委员会于1959年11月20日提呈报告书，建议南大大幅度改革它的结构和行政，包括解散现有的南大执行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设立临时理事会以接收南大的权力，委任一名临时校长。(注10)除外，还设立评议会，毕业生同学会和其它法定机构，和设立联合工作团，由南大，马大与两地政府代表组成，以便策划两间大学的将来关系。大部分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被接纳和执行。1960年1月11日，南大宣布聘请前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博士为代理校长，并委任严元章博士和傅文楷教授为文学院和商学院院长。(注11)但南大与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关系因理事会委员名额的问题相持不下而出现裂痕。政府坚持要委派不少过半数的委员，以期达到对南大问题有较大的发言权，但南大与学生们对这问题不肯让步。这些争执加上政府对南大不断增加压力成为南大校园学生骚乱的根源。

非常遗憾的是南洋大学的问题与当时人民行动党内部党争纠缠在一起。人民行动党党内分成左右两派。前者的成员大部分受中文教育，而后者则受英文教育。在人民行动党早期的阶以，它要依赖左派来获得政权，因为左派份子在受中文教育的学生和工人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夺得政权以前，左右派已呈现分裂状态。新加坡获得自治的时候加激两派的斗争。在右派领袖的眼中，左派受新马共产党所渗透，它的领袖企图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共产党式的政府。他们想利用华文教育和劳资关系问题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因此当行动党右派于1959年控制了政府之后，它对南大学生和他们在校园的活动怀疑为共产党指引的颠覆活动。平心而论，大部分南大学生不是共产党员或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反对政府政策的举动主要是维护华文教育，他们在殖民政府的统治下，长期受到歧视和欺压，因此他们产生一种反当权者的思维。他们对政府处理南大学位问题的真诚感到怀疑。因此，南大学生与政府的对抗与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政府与南大当局及南大学生的关系在1963年继续恶化。该年2月，南大学生进行罢课，并在校园设立路障以检查出入校园的人士。政府为维持秩序派警察和军队进入校园，解除学生控制校园，同时逮捕多名学生领袖。政府与南大当局的对抗因新加坡的政治斗争而变得非常复杂。当时，人民行动党的左右派因对新加坡加人马来西亚问题而分裂。(注12)右派认为新加坡的未来是与它的经济前途息息相关。加入马来西亚可以扩大经济空间，新加坡的工业产品可以在马来西亚境内畅销。在政治上的考虑，加入马来西亚可以压制左派在新马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影响力。行动党中的左派份子当然了解合并的政治含意，所以强烈反对。因此，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问题导致左右派的正式分裂，许多左派领袖退出人民行动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由李绍祖医生任主席。于是，1963年9月新加坡大选就成为人民行动党和社阵政治斗争的大决战。

许多南大的学生和毕业生领袖认为南大的困境应该由新加坡的政治来解决。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在大选中挫败人民行动党，南大学位的承认和其它问题将迎刃而解。所以有多名的南大学生和校友加入社阵出来参加竞选。当时两名曾任学生会主席的校友林焕文和梁关飞是社阵的候选人。为了要获得经济和道义上的支助，他们寻求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的支持。或许是因为对行动党政府处理南大问题感到不满，陈氏公开表示支持南大学生和校友的政治行动。陈六使的举动被行动党政府解读为南大当局直接参与反政府的行为，这使到它在竞选胜利后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清理南大。

在大选的前一个月(1963年8月)，新加坡华社盛传社阵将在大选中胜出成为政府，而南大的难题也将获得解决。当时我刚从峇株到南大出任历史系助教，对新加坡政局尚不了解。有一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乘坐林焕文的汽车参加一次社阵召开的群众大会，目的要知道社阵到底有多少群众的支持，以印证传闻。我对那次群众大会印象很深，也与许多人一样认定社阵将赢得大选。出乎意料之外同时也使很多南大学生和校友的极大失望，行动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继续在新加坡执政。

为了惩罚南大当局，学生和校友的支持社阵的竞选，行动党政府在大选后马上采取行动。政府宣布递夺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为了逃避政府的迫害，参选失败的南大学生和校友离开新加坡，校友梁关飞逃往英国。政府采取清理南大校园的行动。它派警察进入校园逮捕学生领袖和左派校友。那些支持社阵而在南大行政单位工作的校友马上遭到撤职。南大有些助教因拒绝执行政府的指示也遭撤职。一时南大校园中笼罩着恐怖的气氛。因为许多左派的学生来自文学院，当他们被政府开除后，他们继续占领宿舍拒绝离开，政府也难用武力迫他们离去。所以政府指示文学院的七，八名助教前往劝导学生离开他们占领的宿舍。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起当时的情形。有一天下午，我们文学院助教一行人抵达学生宿舍时，我们还没开口，学生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他们破口大骂：“你们这批助教是一批没骨头的狗，为了一碗饭要摇头摆尾”。这种耻辱是令我终生难忘，我们只好低着头红着脸离开他们的寝室。事隔四十多年，当我想起这事的时候，我不明白既然政府有勇气开除这么多名的学生，为什么没有勇气派警察或军队把拒绝离开宿舍的学生带走？为什么要压迫一批无辜的小助教来替它执行这种工作？

注释：

(注1)当时南大毕业生的排名是根据四年的总成绩来计算。每年有两学期，每学期以一单位来计算，而毕业考则占两个单位。四年九单位的总平均分数就是总成绩。

(注2)当时，普通一个工厂工人的月薪只有马币80到100元，我的月薪大约有他们月薪的7倍之多。

(注3)母亲常向我提起这件事，因为文德甲兴源板厂的一些小股东，常说我可能要接过父亲在板厂的财政职位，尤其是股东的太太有些闲言碎语。再者，文德甲小城的人士和我们的亲朋戚友，对我们三位南大生(包括颜振裕，周清灯和我)的动向非常注意。我获得这么高薪的职位带给父母面子和地位。

(注4)当时从峇株巴辖到新加坡市区大概有100英里之遥，乘私人汽车大约需三小时，如搭巴士车则须四五个小时。

(注5)当时400元是相当可观的数目，是南大助教一个月的薪金，大概有现在新币的10倍(4,000元)。

(注6)有关1961年马来亚华文中学被迫改制的详细情形和分析，见郑良树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四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出版，2003年11月)，页68－91。有关林连玉先生对华文中学改制的斗争，见我的2004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提出的有关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英文论文，页20－23。即Yen Ching - hwang, "Lim Lian Geok and His Struggle for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9-1961”,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Cultural Configuration, held at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22-25June, 2004), pp. 20-23。